一则人事方面消息，在法学领域引发诸多关注。12名高校中的法学学者挂职最高检，其中11人挂任最高检下属各检察厅的副厅长手机股票配资，1人挂任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他们分别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9所高校的法学教授及研究员。
“挂职不是‘镀金’，而是‘炼钢’，是一段沉甸甸的责任旅程。”挂任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的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授付玉明在入职座谈会上说，要杜绝“做客”心态。
挂任最高检民事检察厅副厅长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常鹏翱在会上表示，这是难能可贵的实务深造机会，将尽快完成从“教书匠”到“实践者”的角色转变，让检学融合结出务实成果。
官方报道指出，这既是座谈会，也是迎新会。多位法律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表示为法治进步贡献力量，让检校合作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2006年以来，专家学者到最高检挂职已有51人次，2026年是最高检邀请专家学者来院挂职的第20年。今年挂职的学者有何特点，到最高检挂职又有何深意？
展开剩余82%至少有4名“80后”法学教授
在中国法学界，“五院四系”属于中国法学教育的传统强院校。
“五院”指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四系”指北京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法学院、武汉大学法学院。
12名到最高检挂职的法学学者，“五院四系”占9人。具体而言，中国政法大学2人，成协中挂任行政检察厅副厅长，曹鎏挂任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大学2人，除了北大教授常鹏翱，还有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巩固挂任控告申诉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大学2人，魏晓娜挂任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时延安挂任重大犯罪检察厅副厅长。
此外，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王戬挂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吉喜挂任刑事执行检察厅（检察侦查厅）副厅长，上文提到的西北政法大学教授付玉明挂任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
除了“五院四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彭新林挂任职务犯罪检察厅副厅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席小华挂任未成年人检察厅副厅长，清华大学教授申卫星挂任知识产权检察厅副厅长。
本次挂职的法学学者多来自法学教育的传统强院校。除此之外，本次挂职至少还有三大特点。
一是人员规模大。官方报道指出，“此次是最高检开展专家学者挂职制度以来，‘入职’人数最多，高校覆盖面最广的一批”。
二是多名学者研究领域与任职岗位高度适配。比如，彭新林在反腐败研究方面颇有成果，此番挂职任职务犯罪检察厅副厅长。成协中主要研究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治政府等，此番挂职任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席小华的研究方向主要涉及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司法社会工作，此番挂职任未成年人检察厅副厅长。
三是12位挂职人员，“80后”至少有4名，分别是巩固、成协中、曹鎏、彭新林，青年法学家崭露头角。其中，曹鎏出生于1983年3月，彭新林出生于1983年11月。
另外，从挂职人员所在高校看，9所高校中6所位于北京，京外高校有3所，分别是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公开信息显示，此3所高校也在大力推动检察学科建设。
培养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
公开报道显示，专家学者在最高检挂职的传统已有20年。2006年、2009年，最高检聘请2批6名专家学者到院挂职。十八大以来，最高检加大工作力度，已有6批45人次专家学者到最高检挂职。
2025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与高等学校合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到，加强检校合作，目标是协同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对于高校教授到检察机关挂职，《意见》提到，重点吸纳政治素质好、学术造诣深、关心和支持检察事业的优秀年轻法学专家。
多位挂职法学专家亦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时延安说，在丰富检察实践滋养下，他要将实践经验系统升华为刑事法学理论，也要在理论研究中有意识地融入检察学的问题视角。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申卫星说，挂职经历恰好置身于学科交叉、理论与实践融合、法律与技术呼应的多重界面，既能以学术视角为检察实务提供参照，也能用实践活水反哺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孟涛曾有过中央机关挂职经历。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与法学教授是法律职业的两个重要角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联系体现在都属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肩负着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神圣使命。二者区别在于，最高检副厅长是法律实务工作者，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法学教授是法律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承担着立德树人的任务。
清华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屠凯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高校，学者面对的多是“教学案例”或“理论模型”，核心追求往往是逻辑自洽与理论创新。而在最高检的办案一线，每一个案件都是鲜活、复杂且沉重的，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人身自由、家庭命运，甚至生死，这种现实压力，远非纸上谈兵可比。
在工作强度上，高校教授与最高检的副厅长也差异巨大。屠凯说，高校工作虽有科研压力，但时间安排通常有较大的自主性和弹性。司法工作是高度组织化、流程化的团队作业，挂职学者需深度融入办案组织或研究团队。案件有严格的法定时限，专项工作有紧迫的时间节点，挂职学者需要极强的时间管理能力和高效的工作输出。
在孟涛看来，高校法学教授到最高检挂职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促进法学理论与司法实践的紧密结合。法学是实践性学科，法律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反哺指导实践。
另一方面，他认为这有利于建构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于中国法律实践，司法实践是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授挂职是到了司法实践第一线。
屠凯认为，学者到最高检挂职，是从“观察者”“评论者”向“实践者”“责任者”的角色升华。学者可将书本上的法条与理论，置于中国司法实践最复杂、最前沿的场域中进行检验和运用，从而获得对法治运行、司法责任和社会治理无比珍贵的法感。这段经历不仅会极大丰富学者的研究素材和问题意识，还是实现理论与实务良性互通的宝贵桥梁。
孟涛说，高校教授到最高检挂职，传递了培养以实践为导向的法治人才理念。法学教授可以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成长为复合型、应用型法治专家，同时可把司法实践中的鲜活案例带入课堂，完善以实践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机制，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高素质的法治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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